11月7日，在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指导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、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主办的2025ESG大会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高峰论坛上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总工程师刘兆彬发表了主题演讲，强调ESG发展需实现企业效益、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生共赢。
刘兆彬直指当前全球及中国推进ESG的最大难题——成本与效益的平衡问题，即比尔・盖茨提出的“绿色溢价”。“所谓碳溢价，简单说就是为了应对气候治理、实现低碳转型所增加的新成本。在ESG治理和绿色转型中，很多举措首先表现为正成本，很少出现负溢价，这成为企业推进ESG的核心阻力。”
刘兆彬详细拆解了ESG推进过程中的六大核心成本：一是碳排放、碳足迹监测与节能减排数据检测成本，如某发电厂仅在排放监测设备上就投入数十万元；二是碳减排总量控制相关成本，包括生产设备更新改造、原材料升级等。以电梯行业为例，永磁同步电梯虽能节能20%，但价格是普通电机的1-3倍；三是管理成本，涵盖ESG信息披露、报告编制、碳核算核查等体系建设，以及专业人才培养。曾有大企业以百万年薪招聘ESG高管仍一才难求，欧盟企业发布一份成熟ESG报告的成本高达30万至100万欧元；四是降碳与节能减排相关研发成本；五是销售、运输环节中的碳足迹分摊成本；六是合规成本，如欧盟明年起将征收碳关税，仅这一项就将使中国钢铁业出口成本增加10%，削弱国际竞争力。此外，推进ESG还需承担时间、物资、交易等隐性成本。
针对这些痛点，刘兆彬提出，破解绿色溢价难题的核心动能在于创新。他强调：“企业要对冲ESG带来的短期成本压力，唯有走创新之路。ESG发展中，经济效益是基础，生态效益是方向，社会效益是责任，找到三者的最佳平衡点，才能让企业具备真正的韧性。”
刘兆彬具体提出了五大创新方向：一是产品与品类创新，如绿色低碳建筑材料、碳中和产业园、新能源交通等，以能效标识制度为例，实施20多年来已为国家节省相当于十个三峡的发电量；二是设备与设施创新，推动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，如钢铁行业采用氢能炼钢、短流程炼钢技术减少碳排放；三是工艺与材料创新，推广“以竹代塑”等绿色环保材料，优化生产方式；四是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，完善组织、制度、流程，拓展新渠道与电商、社交媒体融合模式；五是社会协同创新，构建共治、共担、共享的发展格局。
刘兆彬认为，企业是节能减排、绿色低碳的主体，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由全社会共享，因此相关成本不应完全由企业独自承担。他将企业成本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刚性成本，即法律法规对高排放、高污染、高浪费企业设定的底线要求，必须强制落实；另一类是弹性成本，即优秀企业在达标基础上追求更高标准所产生的支出，这类成本的正外部性惠及全社会，需要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全社会共担。
为此，刘兆彬呼吁建立健全ESG绿色低碳激励机制，在财政、税收、金融、进出口、财务会计制度、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营商环境优化，以及先进技术、专利、标准、标识推广等方面，制定配套政策法规与制度安排。
“尽管ESG推进并非坦途，但大势所趋、大有可为。研究者要深入探索三大效益的平衡点，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力量。”刘兆彬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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